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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说过,人们来到城市是为了生活,人们留在城市是为了更好的生活,城市的建设和发展在人类物质文明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同时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也带来了生态危机的爆发,越来越多的人们开始追求回归自然本真的生活。

生态社区虽然是个舶来语,但生态社区的思想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我国先秦时期的老子思想就已出现。古代中国人“天人合一”的思想就体现了朴素的自然居住理念,2000多年前的老子在道德经里就说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的自然生态观。西方到19世纪初,当梭罗在“瓦尔登湖”提出主张回归自然的生态生活观,才开始引起更多人加入生态关怀的思考;同期霍华德提出的花园城市理论,逐渐引发更多人开始探索生态社区的发展。

目前在我国生态社区的概念还比较新,但这几年已经得到越来越多人的回应,不管是传统环保公益行业还是民间生态生活倡导者;不论是质疑观望还是跃跃欲试,多数人对生态社区的本质是什么,生态社区在全球是怎么一个发展历程,都了解得不够深入。

笔者这些年来一直致力于推动中国生态社区的发展,觉得应该有必要梳理生态社区的发展历程,让更多参与者能够较清晰的看到发展脉络,更好的投入到推动生态社区的发展中来,但目前还鲜少人做这方面的工作。从当下已出版的生态社区相关书籍来看,也缺少从生态社区行业推动者的视角来梳理生态社区发展史的著作。

本人多年来致力于中国生态社区发展的推动和创业,从2013年丽江探索印心石屋生态小院开始,到探索自然景区中的泸沽湖生态社区,再到投资成都梦田都市农场探索城市生态社区,以及湖南郴州探索文旅康养的深度生态社区。七年时间一路走来,虽然我国生态社区行业发展尚处于初期阶段,但七年来通过亲身实践和探索发现:在中国不同地理环境、不同人居结构、不同民族文化的生态社区,有着不同的发展模型。那么,什么才是生态社区的本质?什么才是生态社区可持续发展的必备要素?

这样的追问、思考和探索,从未止步,但这样宏大的事业岂是一人之力可以做到?所以,2018年笔者和团队一起创建了“印心世界”平台,连接更多的“同行者”。

印心世界倡导“以心印心的生态文明新世界”,她既是一个网络平台,也是一个生态社区行业中共建者的家园,大家在这里相聚、交流、合作、相互助力。无论是关注环境问题的伙伴,还是关注教育的朋友,亦或关注乡村振兴的同路人,印心世界都希望和所有的伙伴一路同行,一起探索如何推动中国生态社区的发展。

为了切实助力“生态社区”行业中的伙伴,我们从实践中总结经验,本着“开源、共建、共创、共享”的原则,构建七大模块,服务和推动行业发展:

将七年来实践经验汇聚的生态社区架构模型和品牌文化落地,构建“印心深度生态社区”,如:湖南郴州印心生态社区

致力于将中科院等科研机构的成果转化为儿童和教育者喜爱的教育内容和产品,成为科学研究与教育产品和服务之间的桥梁

研发和运营印心世界各业务的互联网科技产品,成为“生态社区”行业发展的支撑平台

专注于生态社区领域的影响力投资(如已经投资的:社企星球、绘乡计划),也是中国影响力投资百人会的第二家发起单位,未来希望能推动生态社区投资银行的出现

印心发起并联合湖北西厢房等多家机构,为推动生态社区的发展,实现生态社区的全球共同体,在友成基金会下成立的专项基金

中国语境下的国际生态组织,持续举办“生态社区架构师实训营”以培育更多具有“生态社区”全局观的同行者。此文以行业发展的观察者和实践者的视角,尝试对全球生态社区的发展做一个初步的简单梳理。

由于笔者本人的局限性,这一版的生态社区发展简史必然会存在很多不足,也会稍有个人色彩。谨以此抛砖引玉,希望透过此文引出更多生态社区的研究者和探索者,通过大家进一步的研讨也许可以出现生态社区研究院,共同 “推动生态社区发展,共建幸福生态生活”。

早在2000多年前,我们中国的哲学家、思想家、生态学家老子就给我们指明了人与自然和谐的途径。老子认为万物都有存在的合理性,大小事物共存共荣,人与自然万物是连续一体的,虽然万物有强有弱,但人们对此不能肆意践踏,必须维护生物的多样性和生态的平衡性。老子内心的自然是整体与个体相协调的自然而然的和谐状态,是个体的自主性和整体的有序性的统一。他期待的社会也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各遂生命、充满活力的社会,这是对每一个生命的终极关怀,是人性的张扬。

笔者理解这正是我国当下习主席提倡我们共同追求的生态文明的社会。在这里人们既不像古代那样做自然界的奴隶,也不像工业革命以来那样做自然界的敌人,而是做自然界的朋友,爱护自然保护自然。树立科学的发展观,真正建立起人与自然界的全面和谐关系,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我们星球的繁荣和我们人类自身的长久生存与可持续发展。

在老子的思想中,自然是至高无上的,一切行为都在自然的统摄之下。老子认为万物皆源于“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宇宙万物自然运行的真理,是万物之宗,万物之始,万物之源,万物和谐统一于“道”。

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作为万物之源的道—源于自然、按照自然规律运行。人类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更应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老子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焉”。老子认为人是与道、天、地并重的,是属于生态系统中的一环。人与自然的关系,不仅表现在人依赖自然,受制于自然,也表现在人能够在遵循自然规律的同时利用自然,并对自然产生影响。人作为四大之一,不能屈从自然之下,也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更不能为了追求现实利益最大化,而以人无止境的需求为导向,向自然无度索取,甚至还想征服和役使自然。

所以人和自然的关系不是二元对立的,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理应爱护自然,促使自然更加和谐与完美的发展,以求达到天人和谐的自然境界。

老子认为人是大自然的产物,理应顺应与遵循自然规律,而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人是天地自然的产物,与其他自然产物一样,所以人不应该奴役自然万物,对待自然和对待自身生命的态度都应该是顺其自然。

“自然无为”既是老子的自然观和哲学观,同时也是他的价值观。在这种价值观念中,自然的存在是人存在的前提,自然的价值和人的价值是摆在同等重要地位的。这种尊崇自然的观念是保护自然生态文明的哲学基础。大自然之所以可贵,是因为大自然有自己的规律,不会因为人而改变,所以我们要透过欣赏自然、热爱自然、融入自然体验什么是“道”,道既是本真的自然,也是最终的自然真实。与自然相比,人是渺小的,人一生是短暂的,顺应自然就是源于内心的对伟大自然的敬畏。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这句话集中体现了老子尊崇自然,顺应自然规律的思想,并非是简单的清静无为。老子认为上善之人具有能利万物、大公无私、甘处卑下、心怀宽广、应时而动的品质。 “道”以虚为体,使万物自然生化,各适其性,即是所谓的“道生之,德育之,物形之,器成之”。世间万物千差万别,但万物皆源于道,统一于道,因此其运行才和谐而有序,万物在本源上是一致的,并不因差异而导致必然的冲突。

老子说“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和谐是根本的规律,知道这个道理,就会自觉顺应自然规律,不强为。“道”作为天地万物生存发展的规律,就是阴阳的和谐。人们应崇尚自然,崇尚自然就是崇尚和谐,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灵魂。“道”所化生出的天地万物,都在和谐有序的循环往复运动中生生不息。

老子提倡回归自然不是简单倒退,也不是消极避世无所作为,而是回到自然本真状态,以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重新审视人在自然中的位置,把人这个智者作为自然中的一员放在与万物共生的位置。

之后庄子又从审美的角度看,认为自然是美的源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美与真是一致的,提倡人“法天贵真”,以自然之真和美来完善人性之真与美,克服现实生活的种种诱惑,在人与自然永恒的和谐之中寻求人的精神自由与永恒。

面对日益恶化的自然环境和日趋紧张的人与自然关系,我们才开始重新认识以崇尚自然、崇尚和谐为特点,以天道无为,回归自然为宗旨的老子哲学的社会价值。人类无节制的向自然索取,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加剧了人性的贪婪,地球环境遭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破坏,已经直接或间接危及到人类的生存。因此,人类开始在不断反省自己的行为,控制人口、保护环境、吉林省事业单位招聘保护资源、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提回归自然、返璞归真、回归自然与人类的本线、一元融合,整全思维的自然观

老子强调“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知足是心理上的节制,知止是行为上的节制,提倡以“去甚、去奢、去泰”来防止人类的极端行为与过度的欲望,对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破坏,对道的违背。

老子还说“天地无私,四时不失。天地立,圣人故载。过几失,天将降央。人强胜天,慎辟勿当。天反胜人,因与俱行。先屈而信,毕尽天极,而勿擅天功”。人类的行为要顺从自然规律,如果过极失当,就会要遭到自然的报复。在这里他把自然、社会和人当作一个整体来思考,而“天将降央”既可指自然生态的破坏,也可指社会生态破坏的后果。

在老子的哲学中,人和天地万物都是以道为本源,道是自然与人存在的共同基础,也是人与万物的共同本性。从宇宙生成的角度看:“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整个宇宙的生成与演进是互相联系、有机统一的,而统一的基础即是“道”。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自然既指宇宙万物的存在,又指宇宙万物的规律–自然而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老子主张人应该协同自然发展,而不是自以为是,任意而为,压榨自然,否则我们人类必然会受到自然的报复。

可见,老子这个哲学家、思想家、生态学家在2000多年前就已经预见并批判了今天工业文明的缺陷,并指明了生态文明的发展方向。老子的自然观中蕴含着有预见未来生态环境恶化的思想,人类在发展过程中过分强调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结果导致地表植被破坏、土壤沙漠化、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生态环境的恶化又导致自然灾害频繁,危及人类的生存。当今世界面临的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人类生存环境的恶化,印证了老子对自然社会演变过程的预见是恰当的。

回顾人类数百万年的进化史和数千年的文明史,工业文明的200余年只是很小的一段,在人类的历史上,人们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于理想生活方式的探索。2400多年以前和老子同时期的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他的《理想国》(The Republic)中,也为人们勾勒出了一个人人平等的和谐社会,而这个社会所蕴含的生态思想和精神意识在社区生活上的表现形式最早就可追溯到历史上的宗教社区。

2000多年前,在东方的印度,佛陀(Buddha)的追随者们聚集在印度的阿斯拉姆(Ashram),形成了宗教性的社区,阿斯拉姆社区是佛教教学的中心之一,他是目前有记载以来维持时间最长的理念社区类型。公元前二世纪,犹太教的“艾赛尼派”(Essenes)和基督教的“再洗礼教派”(Anabaptists)也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1516年,托马斯.摩尔出版的《乌托邦》(Utopia),作为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理想家园的范本,描述了他理想中的建筑、社区和城市的乌托邦形态。而笔者在2012年毅然决然放下设计院工作开始探索心目中理想生活的第一站就是在中国丽江建设了“印心石屋”生态小院,这个小院的英文名就是乌托邦“Utopia”,后来欧文的“新和谐村”(New Harmony)和傅立叶的“法郎吉”(La Phalange)成为空想社会主义实践的先锋。

而西方真正的生态伦理的思想孕育,是在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末。由于当时工业革命已经开始给欧洲带来巨大影响,资源大量消耗,环境受到污染。对这一时期的欧洲工业化发展道路表达不满和担忧的诗人和作家们开始思考,这一时期法国,英国,德国和美国的浪漫主义思潮所表现出来的尊重自然、回归田园的情绪深远影响到后世的西方生态思想家们。作为浪漫主义之父的法国启蒙哲学家和文学家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倡导回归自然,他认为自然状态能够恢复人的本性,唤回人的德行,而理性状态却使人虚伪奸诈、残忍好恶。他的观点得到了康德和叔本华的赞赏,由他点燃的浪漫主义之火从法国开始蔓延,并在18、19世纪的英国,德国和美国达到了高潮。这一时期在欧洲大陆生成并传播的浪漫主义成为了对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批判。

19世纪美国作家、自然主义者和哲学家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1817-1862)将浪漫主义融入生态自然,形成了一种整体主义的生态思想。1845年梭罗在离康科德城不远的瓦尔登湖畔,自建了一个小木屋,自耕自食两年余,在湖边的森林里,他独自观察、感受和思考,完成了后来成为美国文学重要著作的《瓦尔登湖》(Walden)。梭罗的整体主义生态思想包括了对灵魂和生命的崇敬,对自然荒野价值的尊重,认同有机自然相互联系的整体性,同时认为自然是广阔平等的共同体(community)。事实上他才是把田园道德论发展为近代生态哲学的最主要的人。其后美国作家繆尔(John Muir)受到爱默生和梭罗的影响,提出了“大自然拥有权力”的重要思想,认为人类非但不能破坏自然,反而要承担对自然的责任和义务。笔者在经过丽江印心生态小院(Utopia)的探索后开始思考同样的问题,于2015年,在与瓦尔登湖有着同样自然生态的泸沽湖畔租下来这块200亩的山林地和小木屋,开始了理想主义的生态社区探索。

20世纪初至中叶是西方生态伦理思想的创立期。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阿尔贝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zer)于1915年提出了“敬畏生命”(Ehrfurchtvordem Leben)的伦理思想,史怀哲在这部非洲丛林中完成的著作中,以批判神学与哲学的前提和反思欧洲文化危机的根源出发,清晰的表达了自己的生命观,“所有生命都是神圣的,因此每一个生命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一个人在伤害到其他生命时,必须判断这是否基于生活的必须而不可避免”,敬畏生命的思想有利于人们检讨传统伦理的缺失,审视人之外的生命状况。他的思想与生态学家关于生物共同体的思想不谋而合,环境主义运动开始沿着他指引的方向大刀阔斧的前进。

雷切尔.卡森(Rechel Casson)1962年出版的《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主要描述了使用化学药物对生物的危害及其对天空、海洋、河流、土壤、动物、植物的影响与人类之间的密切关系。卡森对化学物质发出了控诉,对人类控制自然发出质问,同时对一切生命形式进行伦理关怀。虽然《寂静的春天》不是一部纯粹的生态伦理学著作,甚至其中还流露出明显的人类中心论痕迹,但是在生态世界观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里程碑,它不仅极大的促进了新的环境主义的发展,还使公众对环境伦理学的关注达到了这个时代的顶峰。

1972年,英国独立科学家詹姆斯.拉夫洛克(James E.Love lock)提出“盖亚假说”(Gaia hypothesis)。虽然盖亚假说一经提出,支持者和反对者至今仍在争论不休,但他确实指出了一个明确的见解:今天的地球状态离不开生命活动,如果不是生物在起作用,地球的大气圈将由二氧化碳占绝对主导地位,地球与火星和金星将没有两样,这为我们重新看待地球,重新审视地球与生物,特别是地球与人之间的关系给出了新的认识背景和逻辑起点。盖亚思想认为地球是我们共同的家园,人类正在侵害着地球的健康,因此,人类要把自己看成只是这个世界中从属性角色的有机体之一,而人类与自然的和谐才是人类继续生存的前提。

“生态社区”至今并没有一个十分确切的定义,而是部分学者根据不同地区生态社区发展的特征所总结出的描述性观点,我们一般容易把它称作为可持续发展社区。生态社区这个概念最早是在1991年被美国学者吉尔曼(Gilman)提出。但在他提出之前具备生态社区特征的运动就早已在全球各地发展实践多年了,吉尔曼提出生态社区是具有人性化尺度和完备功能的居住地,在这里人类生活以无害的方式与自然环境相结合,他支持人类健康的发展并且能够成功的延续到无限的未来。1999年,吉尔曼在生态社区的定义中又增加了“复合中心”的概念,即生态社区代表了一定范围的教育、集会、技术实验或精神性的创造性的中心。到目前为止这是对生态社区相对较广泛使用的定义,他这一定义的重点是强调了基于在地化的社区生活,反对过度的全球化。

笔者经过这些年的探索,认为生态社区除了地域化的属性界定外还应有社会化属性的界定范围,而这个社会化范围应该是在这个地域内所有万物之间的相互共生关系,这个社会关系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也包括了人与植物、以及其他生物之间的共生关系。

霍华德认为实现合作化文明的激进理想只有在那些根植于分散化的社会形态的小社区才能实现。他所构想的田园的定义中可以归纳总结出以下特征:一、功能混合提供完整的生活供应圈;二、土地公共资源建立公众的集体意识;三、适当的发展规模保证优质生活质量。即使在当今,霍华德所提出的田园城市的革新模式及社会改革的思想核心仍然值得人居单元设计发展的借鉴和思考。

从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左右,生态社区出现逐步探索阶段,1933年颁布的《雅典宪章》认为人类生活应分为不同行为方式:工作、居住、游憩等,居住作为重要的休憩场所,应具有舒适、安全、健康等基本要求,《雅典宪章》在理论上为生态社区做了指引。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本主义思想逐渐被提出,其核心思想为寻求人和社会以及环境三者的和谐,并且对社区功能进行了探索。20世纪60年代以来发生的几场社会文化运动,对生态社区的发展在探索阶段起到了直接的影响。其中包括以北美为主的嬉皮士运动和返土归田运动,以及从北欧发起并在之后发展到世界各地的合作居住运动,他们对推动各种类型生态社区的探索产生了重要的作用。

从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国外生态社区发展进入逐步完善阶段。西方国家对生态社区的研究由土地规划,物质环境规划等硬件建设转为社会生态因素的考虑,比如公众的参与、生态文化的发展、环境意识的提高等。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在美丽的北欧国家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召开,该会议发表了《人类环境宣言》,明确提出必须对人类的定居和城市化工作进行科学的规划和引导,以免其对生态环境造成不良的影响,该会议为生态社区理论的发展树立了重要的里程碑。1985年德国建筑师格鲁夫针对都市社区建设一味的追求生活便利和效率而牺牲环境与人性化的缺点,提出了与环境、人文共生的城市“生态型社区”建设模式。1976年,温哥华联合国首届人居大会提出了可持续人类住区的概念,并进一步对可持续的发展规划、设计、管理等几个方面作出了建议,住区不仅是居住的环境,也是良好的生活环境,尊重和鼓励文化与美学价值的提升,遵从并将其划分为独立的区域。20世纪80年代中期,J.乌洛克倡导住区建设利用洁净能源,采用绿色建材、绿化、自然通风和采光,防止对自然环境的污染,这一理念加强了生态观和人类居住区建筑思想的融合。1977年发表的《马丘比丘宪章》强调,规划必须满足人民生活的多功能需要。

这期间以提倡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标志的生态社区,逐渐在欧美发达国家发展成熟起来。1987年,盖亚基金会(Gaia Trus t Foundation)在丹麦成立,盖亚基金会致力于支持生态社区和可持续社会的研究与实践,是丹麦的慈善机构,目标是“鼓励将地球看作是生命有机体,而人类是这一整体的一部分的全球意识”。

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生态社区已引起世界各地关注。1991年在盖亚基金会资助下,罗伯特.吉尔曼(Robert Gilman)与妻子戴安.吉尔曼(Diane Gilman)发表了题为《生态社区与可持续社区》(Ecovillages and Sustainable Communities)的研究报告。在盖亚基金会的支持下,1993年,“丹麦生态村协会”(Landsforeningen for Okosamfund,LOS)成立;1995年,“全球生态村网络”(Global Ecovillage Network,GEN)在苏格兰芬虹生态村(Findhom)成立;同年,第一届世界生态村会议在苏格兰的芬虹生态村(Findhom)召开,并发表了论文集《生态村和可持续性社区:21世纪的理想模式》。之后GEN在欧洲、美国、大洋洲分别开立门户网站,各自负责该区域内的生态村推动和发展的相关事宜,此次会议可以被视为生态村发展历程中的里程碑,在该次会议中提出了生态村未来发展关键的两个方向:第一,生态村不应孤立绝缘、排斥社会,而应与之互动,良好的融入地方生态及文化区域结构之中;第二,生态村应该由北半球的发达国家向南半球发展中国家推进,进行互助合作,共同发展。1996年联合国人居环境大会,在伊斯坦布尔召开,讨论如何使人类在地球上保持可持续的居住地,如何保护环境及未来的城市文明。大会认为:今后的人类居住地都要逐渐改造成为当代与子孙后代持续发展的基地,强调了自然与人文二者结合,为生态社区理念注入了深刻的人文内涵。盖亚基金会在会上发表了地球是我们的家园的报告,从此生态社区运动开始在全球蓬勃兴起。1998年,作为可持续生活模式的典范,首批生态社区案例入选联合国评选出的百家最佳实践。

这一时期生态社区成为共同关注的领域,成功实施的有英国的芬虹生态社区、贝丁顿零碳社区、德国弗莱堡的绿色菲尔德社区等。之后为了更加规范生态社区建设,出台了各项指标体系,比如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USGBC)开发的能源与环境设计先进水平评级体系LEED,英国建筑研究院绿色建筑评估体系(BREEAM)等。吉林省事业单位招聘

20世纪末“新城市主义”(New Urbanism)的提出,又以生态人文的思想将人们带回传统邻里的美好回忆中。新城市主义成功的把多样性社区及简朴性和人性尺度等传统价值标准与当今的现实生活环境有机的结合起来。其中,传统邻里发展模式尺度更人性化,都市村庄强调了工作和居住的混合,为适合于生态社区的发展模式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从历史上规划理论中良好的社区模式可以看出,社区模式在每一种规划思潮中,都是面对着不同的社会问题而寻求解决方案,而在不同的解决方案中,社区的支配性价值观却有着一定程度的相似性,这说明不论城市规划理论和社区发展模式如何变化,良好社区的价值都是相似的,这体现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永恒追求。

20世纪90年代,生态社区概念由欧美开始传入我国,和西方国家的情况类似,国内学者们对生态社区也没有统一的界定,在我国较多的称为生态社区、绿色社区或环保社区。虽然称谓不尽相同,但是在目标上具有一致性,他们都是将可持续发展作为社区建设的主要目标,并且强调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生态平衡等人与自然和谐的社区建设理念。对于生态社区的界定国内相对较多接受亚尼科斯基的观点,即生态社区是以生态功能为主旨,以整体的环境观组合相关建设和管理要素,建设成具有现代环境水准和生活水准且持续发展的人类居住地。

和西方学者比较起来,我国学者对生态社区的界定更多的偏重于人文因素。这一方面是由于我国传统文化当中的哲学传统,另一方面也是由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在技术层面上落后于西方国家,所以在生态社区研究建设领域需要寻求更多的解决路径;除此之外受传统文化和社会结构的影响,我国社区的自治色彩远没有西方国家那么浓厚,社区在我国是一类实际上承担了许多政府职能但却没有政府身份的特殊型社会组织结构,很长一段时间内生态社区在我国依旧很难摆脱半官方的身份。我国生态社区建设更多依赖于上级部门领导与基层民众参与,这是我国生态社区在内涵及范畴领域与西方国家的显著区别。虽然20多年来,我国的生态社区理论已经有了较大的发展和突破,但和西方国家比较起来,我国学者在生态社区领域的理论研究,明显缺乏整体层次的系统性和严格的历史逻辑演绎,理论结构的根基相对不扎实和完备,总免不了给人一种支离破碎的感觉。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并不仅仅在于国内学术界研究视角的局限,更为重要的因素是我国社会整体发展的阶段性。西方国家的生态设计理念是在工业文明充分发达之后顺理成章的过渡而形成的,二者之间的衔接也就显得顺畅而自然,而当代中国奉行的是赶超型的发展模式,在深度工业化的进程当中还要紧跟生态文明的时代潮流,两种文明正处于磨合期,没有给我国生态社区的理论研究预留充分的时间储备,这就使得我国学术界在生态社区的理论研究方面往往只能被动的紧跟西方潮流。在生态社区的实践领域我国也基本开始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从80年代单纯的清洁社区口号到90年代的绿色社区建设浪潮,直至当今构建社区生态文明的时代潮流,我国的生态社区建设走的也是一条从无到有,由简单化到深层次的发展之路。与此同时,我国政府对生态社区实践的关注程度和支持力度也在不断加大,尤其是进入21世纪之后,各级政府相继颁布了多个有关生态社区建设的指导性文件和标准。

社区建设与发展是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我党领导人民群众治理国家的重要举措,随着改革开放与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人民群众物质与精神水平的提高,公众对生存的社会环境与生存质量的要求也与日俱增。党的十八大关于美丽中国概念的提出并落实到基层社区,对于如何通过推进生态社区建设实现美丽中国的理念开始进入党的方针政策和政府的施政措施并落实到社区建设的实践中来。

从时间维度分析,我国社区建设运动的历史渊源最早要追溯到上世纪初期,比如1924年晏阳初先生最早在河北定县推行平民教育;1927年陶行知先生在江苏南京创办的晓庄学校及其后来在江苏各地创办的乡村师范学校;1929年梁漱溟先生创建的河南村治学院及其后来在江苏、山东邹平县推行的乡村建设运动,这一时期的社区建设实践主要是在农村展开。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乡村与城市推行两种治理制度。一方面,在农村推行土地改革,形成人民公社制度;另一方面,在城市则建立一种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管理模式,中国城乡二元社会治理结构由此诞生。1986年,为了配合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保障制度的推广,民政部提倡在城市基层的基础上,推行以民政对象为服务主体的“社区服务”,社区这一概念首次被纳入城市管理体系之中。1989年12月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委员会组织法》,同时又明确规定,居民委员会应当开展便民利民的社区服务活动,而这是历史上第1次将社区服务以法律条文的形式纳入国家管理范围。1991年,民政部又提出了“社区建设”的概念,并在全国各个城市广泛开展相关社区建设活动;1998年,推进社区建设的服务职能被列入民政部的工作日程;1999年,民政部正式启动“全国社区建设实验区”工程;200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转发了《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至此社区建设工作被推向了一个高潮,推动社区建设与社会发展成为不可阻挡的必然历史趋势。

作为政府层面提出“生态文明”观念是在2005年,这一年召开的人口资源环境工作会议上,就使用了“生态文明”这一术语。他提出我国当前环境工作的重点之一便是“完善促进生态建设的法律和政策体系,制定全国生态保护规划,在全社会大力进行生态文明教育”。同年底,《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中,也要求环境保护工作应该在科学发展观的统领下,“依靠科技进步,发展循环经济,倡导生态文明,强化环境法制,完善监管体制,建立长效机制”。在后来召开的十七大会议上,生态文明再一次被强调,“建设生态文明,基本形成节约能源、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产业结构、增长方式、消费模式” 。党的十七大报告在阐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是将生态文明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主要考核要求和指标提了出来,认为经济总量的提高并不等同于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科学发展才是对生态文明理念的真正体现,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进一步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坚持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2012年11月召开的党的十八大提出:“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习总书记首次提出把“美丽中国”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目标,把生态文明建设摆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位置,具体落实在基层社区,生态社区就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必要前提。2013年11月,习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作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时指出:“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

2015年10月26日至29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习总书记作了重要讲话,提出了绿色发展新理念。绿色发展理念是把马克思主义生态理论与当今时代发展特征相结合,又融汇了东方文明而形成的新的发展理念;是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的全新发展理念。生态社区建设过程中倡导的以生态为内涵的社区建设目标,是一种与环境协调发展的生产和生活模式,可以实现社区中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进而实现整个城市或乡村的和谐,这正是绿色发展理念的具体落实和体现,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基本因素。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美丽中国是在全球生态环境恶化,资源趋紧的背景下,反思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二重性而提出的战略目标,美丽中国,是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要求,是自然美与社会美的统一,而社区是社会的基本单元;生态社区是生态文明发展的最小细胞,因此实现社区的生态化而建设生态社区,是我们回应和关照美丽中国必须重视并积极思考和实践的时代命题。

在北京西木社区,吉林省事业单位招聘由比邻为美公司与西木社区街道合作,通过传统文化、自然教育以及社区活动带动社区居民参与而呈现出有代表性的城市更新生态社区模型。

还有以乡村振兴为主导方向而呈现出来的四川明月村生态社区、湖北西厢房乡建联合机构推动的乡村生态社区探索。

在房地产行业从粗犷开发向精细运营的转型中出现的由宋卫平老师主导的“蓝城”田园生活生态社区、秦皇岛的阿那亚生态社区和成都的幸福公社生态社区;印心文旅在湖南郴州打造的印心深度生态社区。

以永续农业和共同精神思想而聚集的千岛湖生态村;以合作居住和生态村教育而聚集的三生谷生态村等。

b、 这些社区都是开放的,就生态循环系统而言,都是相互影响相互借鉴,形成一定范围内的资源共享模式,长久来看生态社区是有助于各个单位之间设施共享、人力资源共享、文化共享、信息共享,大大节约了成本的同时增加了受益的人群。

d、 这些生态社区都是一个饱含情感的社区。这里有三个重要的因素:一定的空间、一定的人口以及共同的社会情感。生态社区是社区的一种高级形态,离不开居民的共同情感,在生态社区中优美的环境以及人与自然的亲近是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是需要居民间有着共同的情感,在良好的环境基础上促使社区生成其社会价值,并且社会价值的形成有助于社区环境的进一步维护。

常规对社区的定义,是指由政府和开发商主导起来的城市社区,笔者倡议发起的国际生态社区联盟所指的社区,是指在一定区域内共同生活的天、地、生万物。在空间维度上理解,城市社区就是政府和开发商主导而发展起来的社区;在乡村,是以一个自然村为核心的周边共同体。这些年我国生态社区建设和实践虽然开始出现越来越多的趋势,但依然面临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和不足,笔者总结了相对比较突出的一下五点和大家交流:

我国的生态社区发展实践,虽然要借鉴学习国外生态社区建设的成功经验,但更多的还是要立足于自身的实际情况。我国现阶段的生态社区建设有一个明显的偏向,那就是刻意追随发达国家生态社区建设的模式,尤其是对国外生态技术和理论体系的引进和应用,往往是一种盲目的心态。由于忽视了我国在技术、文化、国家政策、居民整体素质等诸多方面与国外体系的巨大差异,导致我国许多地区的生态社区建设要么流于形式,要么覆盖范围过小,惠及的人群非常有限,另外民间的生态社区发展,因为土地性质以及没有考虑到在地居民的充分合作与融入,导致部分生态社区的发展不可持续。

我国很多的生态社区建设在形式和内容上都显得较为简单,虽然很多社区在规划和建设过程中都标榜着生态,但实际上却往往将社区的生态化简单的等同于植被绿化、新能源利用、污水处理、垃圾分类。这些做法实际上是非常肤浅的,没有涉及到生态社区建设的本质内涵和实质性要求,这种狭隘的模式是对生态社区的误解和扭曲,是一种伪生态的社区建设模式。从根本上讲,不符合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此外,我国的生态社区建设在社区范畴上显得相对过于狭隘,往往是围绕社区而说社区,很多时候都只关注社区内部要素,忽视社区外部社会资源的有效整合与充分利用。虽然就社区内部而言,部分指标可以达到生态化的标准,但若从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来考量,完全不在同一个层级上。

笔者认为生态社区的建设至少要围绕自然生态、产业生态和社会生态三个维度整全推动。生态社区建设既是对自然生态的尊重,也是对人类自我生活方式的尊重,生态社区建设既要加强物质性的自然生态建设,还要加强包括精神与文化因素在内的人文生态建设。我国目前的社区建设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都已经有了较大的进步,建造了一些亭台楼阁,也建设了一些基本的文体设施以及社区环境绿化,但大部分都只停留在表面的绿化和美化层面。在人文生态方面,则大多数社区无所作为,对城市化造成的人际疏远缺少充分认识,即使是乡村现在都逐渐在人际疏远。我国在城市化高速进程下,农村人口向城市快速转移,而且人口结构多元化。在一个社区内,是来自不同地域、具有不同文化层次、不同生活习惯的群体。传统乡村的信任关系被打破,人与人之间日常交往减少,契约式交往占据了主导。而社区建设没有为居民搭建交往平台,导致人们在陌生的人际关系里,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里,人际关系越来越冷漠,缺少信任和友好沟通。

随着城市化的推进,社区建设成为城市化的一个核心问题。由于城市化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发挥着重要的经济推动作用,社区作为城市的基本空间,也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驱动力。虽然人们对生态社区充满了期待和高要求,但生态社区在我国尚处于起步阶段,根本目标存在价值偏差。目前的情况是,城市化的推进导致社区规模的扩张。社区建筑密度高,环境美化表面化。在商业资本的运作逻辑下,社区配套相关的商业产业是首要的价值诉求,社区生态打造在商业面前退居到第二位。社区相关的管理和服务不到位,生态社区建设追求的首要目标仍然是停留在经济利益为第一,并没有从人的需求、人的全面发展,以及当代人与子孙后代的发展来长远规划和考虑。生态社区建设的根本目标需要在经济与人的发展之间在理顺,需要从根本上引入社会企业的管理模式,吸引社会资源和社区居民的大量参与,并在实践中得到高度的重视和落实。

一方面,成熟的社区自治组织没有形成,社区活动不是自下而上的民众诉求。导致居民的需求不能得到及时表达和充分实现。快节奏的生活、对政府主导的依赖、非政府组织发育不良等也导致了居民参与度不高,自觉性和主动性欠缺。

另一方面,在环境保护、环境监督类的活动民众有参与的热情,但缺乏参与的渠道。由于缺少集体参与的空间和机会,导致居民生活的“个体性”在增强。人际沟通机会少,难以形成社区共识,从而对社区的认同感、归属感不强。在鼓励非政府组织成长、支持社会企业等创建合理的参与机制方面,是生态社区建设需要长期思考和不断尝试的实践课题。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生态社区在我国的发展应该不是单一道路,也不适合于追随西方国家的生态社区发展路径,我国各地区的生态社区建设应该从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符合我国国情的多样化生态社区建设模式,但一定要紧紧的围绕在地性和普适性来发展;围绕自然生态、产业生态和社会生态多维度来发展;围绕社会企业的管理模式,引发社区居民积极参与,由下而上自推动来发展。通过共建共享的方式,让生态社区在我国的建设能够最大范围的普及,惠及更多的社会大众。笔者希望透过中国语境下的“国际生态社区联盟”的努力推动,未来在中国大地呈现千千万万个国际化生态社区,让千万大众参与共创共享幸福生态生活。

纵观人类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人类文明的全部观念几乎都是在人对自然的实践中形成的,人类的文明程度变化彰显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演变,因此文明的发展也就理应成为人与自然关系状况的参照,即文明程度作为人与自然关系的尺度。文明产生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并且文明表现为人对自然的实践过程。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文明基本上可以分为两大部类,科学文明与人文文明。就现阶段而言,文明的发展突变为重物质文明轻精神文明,生态危机表现为文明危机,其实质就是人文文明的危机。从这个意义上说解决生态危机的路径无疑也就是建设一种新的“生态文明”,一种物质与精神相统一的文明。

马克思从1839年开始关注伊壁坞鲁哲学,并在他的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与伊壁坞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中,对伊壁坞鲁的自然哲学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马克思青睐于伊壁坞鲁所强调的人在自然面前的积极能动性及坚定的无神论思想。马克思在这一时期初步表达了人与自然相互制约的辩证关系,其核心就是“自然充满了偶然性,人对于自然是能动的,但又要受自然规律的制约”。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形成与发展主要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提纲》、《德意志意识形态》,后来在他的《资本论》中得到了完善。关于这个部分可以参考以上著作。

马克思的生态自然观给我们昭示了一幅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图景,他指出从一定意义上而言,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不断处理、调控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人类生产生活只有在遵循自然规律基础上才是有意义的。这样以人与自然生态的一元融合为基础的可持续发展观应运而生,他强调社会的发展是复杂系统的整体推进和不断优化的过程,所追求的是自然、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和良性互动,其最终价值取向是人与自然的全面融合。这与我们开篇阐述的老子的自然观异曲同工。

马克思所昭示的正是生态文明的图景。生态文明就是要注重人与自然环境和社会的相互共生关系,协调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发展与环境的关系是生态文明的核心内容。因此要保持生态环境的协调,首先要调整人们的社会关系,改善社会生态系统,同时要从自然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协调性的角度建立环境友好型产业生态链,通过社会生态和产业生态的和谐进一步再次回馈到自然生态。通过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创造出一个更加和谐并可持续发展的生态文明新世界。

生态文明是现阶段人类文明发展的最高阶段,更是人类社会能够得以永续发展的希望所在。可持续发展是生态文明的灵魂和精髓,同时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最高理念和根本要求。对可持续发展思想做进一步的剖析,就不难发现其最终的落脚点还是“人”的可持续发展,更为细致的表述则是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可持续发展。

比较起来,人类社会在这两个领域的可持续发展,虽然都同时隶属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范畴,但两者在内涵层面还是有着明显的差异。前者涉及的是生态文明建设历史浪潮中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新型动力和模式,主要体现为生态技术的研发应用和生态产业的扶持与发展;后者面临的是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人类社会聚居模式和生活方式的创新与变革,基本表现在生态居住社区的建设改良和生态生活方式的传播与建立。因此,生态社区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二者之间本身就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生态社区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基石,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有效途径;生态文明建设是生态社区建设的终极目标,也是生态社区建设的价值导向。二者在基本内涵和最终目的上是一致的,区别仅在于外延的覆盖面存在一定的差异。生态文明建设的辐射范围更广泛,包括自然、经济、社会、政治、文化、技术等所有层面,而生态社区建设主要涉及的是人类的日常社会生活领域,覆盖的范围更为具体,也更加细致,更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生态社区发展是生态文明发展的最小细胞,生态社区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基石。早在10多年以前,我国的吴良镛院士就从生态系统的角度出发,将人类居住环境划分为从宏观到微观的全球、区域、城市、社区、建筑5个层次。与此相对应,人类的生态文明形态也可以从上至下分解为全球生态文明、区域生态文明、城市生态文明、社区生态文明和建筑生态文明5个层面。虽然从逻辑上看,建筑生态文明处在整个生态文明体系的最底部,但由于人类自身与生俱来的聚居特性,导致社区必将是人类社会最为主要的居住模式,因此生态文明的实际组成细胞便是生态社区建设,而这个细胞里面的微观基础是生态社区里面的生态小院建筑。

生态社区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最终落脚点,是构建生态文明大厦的微观细胞,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生态文明建设的实际效果。生态社区的建设,不仅要从最为基本的衣、食、住、行、娱等角度出发,改变居民的传统居住模式,更要从自然生态、产业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多维度来整全考虑的设计思维中,建立整体共生的可持续生态发展模式。

由于我国社会发展的整体层面还不够高,和西方国家比较起来,在生态文明建设的历程当中会面临更多的障碍,难度也会更大。但是就全世界范围来看,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刚刚兴起的文明,注定其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是同步进行的。而我国与发达国家在生态文明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领域的差距远没有工业文明阶段那样的代差,生态文明建设为我国社会的整体跨越式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我国原本就脆弱并长期遭受破坏的生态系统,也不允许我国在建设生态文明的过程中,按部就班地走先理论后实践的传统道路,我国的生态文明理论和实践必须是同步发展的。因此,具体到作为生态文明基础的生态社区建设而言,必须创建生态文明与生态社区协同发展、齐头并进的互动机制,以生态文明引导生态社区建设与发展的方向,将生态社区建设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这是我国生态社区建设实践快速迈向成熟期的关键。

我国的生态社区建设必须以生态文明的理念为指导,这既是生态文明发展的时代需求,也是由我国的现实情况所决定的。因此生态社区建设的首要问题是正确处理和生态文明的关系,只有在这个前提下,才能建设真正符合生态文明需求的生态社区。生态文明与生态社区在涉及的范围领域,的确存在明显区别,但二者在发展的实现方面却并不存在矛盾。简单而言生态文明与生态社区只有大和小的区别,而无先和后的的差别。

生态文明和传统工业文明比较起来,生态文明是更为系统和庞杂的文明行态,生态文明建设的覆盖面明显广泛,涉及的因素也更多,指标的界定和选取也更加困难。此外,生态系统天然的地域性和差异性也使得生态文明建设的指标无法统一,因此生态文明建设只有理念的指引,而无具体的模式可供借鉴,国与国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的生态文明建设路径都存在一定程度的差异。这种情况对我国而言有利有弊,虽然一定程度上增大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难度,但同时也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创新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其实,生态文明建设模式和途径的差异性很好的体现了生态文明的宗旨,可持续发展作为生态文明的核心思想,对发展可持续性的理解体现为多个维度,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发展的和谐性,可以说和谐是可持续的重要内容和评价标准。生态文明本身强调的正是人类行为与自然系统的和谐统一,主张在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因地制宜,采取和自身环境匹配度最高的建设模式,以将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和影响降到最低限度,最大化的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可持续发展。具体到生态社区建设而言,就是要从社区生态系统的环境特征出发,选取最为合适的社区建设和运营管理模式,在能量供给和物质交换等诸多领域最大程度的立足于社区系统自身的运行,尽量减少人为因素的干扰,以实现生态社区的长效运营。因此,我国的生态社区实践固然要借鉴国外生态社区建设的成功经验,但更多的还是要立足于自身的实际情况,特别是实现优势资源在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间的高度共享,降低生态社区建设的资源运行成本。这一点对于我国独有的城乡二元社会向一元融合发展的进程,在生态社区建设上显得尤为重要。这也是我国在生态社区建设领域和西方国家的一个巨大差异。

西方国家的城乡差别相对较小,城乡之间的资源分配高度均衡,并且资源在城乡之间的流动自由化程度很高。而我国的生态社区建设必须站在生态文明的系统高度,打破资源在城市社区和乡村社区之间的流通障碍,充分利用城市社区的辐射效应,将生态社区建设由城市和农村同时并行。打破传统二元制社会结构带来的资源不平等待遇,使得更多的乡村居民能够享受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惠。这样做不仅是生态文明的理念要求,同时更是生态文明建设能够得以长效运行的基础。合理而有效的资源共享,秉承了生态文明建设的规模效益,充分保证了生态社区建设与发展的可持续性。

我国有着悠久的文化和生态社区基础,同时生态社区的共同居住共享模式也正是马克思为我们指出的进化的方向,这和我们国家的发展方向完全一致。因此,我们中国在生态文明时代背景下的生态社区建设,将推动千千万万个生态社区的出现。相信未来中国的生态社区会比全球其他国家的生态社区加起来数量都多,而这种生态文明下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正是我们国家在全球发展中弯道超车的最佳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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